张伯苓在抗战期间前三配资平台
2025年8月21日，中国综合格斗选手李凯文对阵日本拳手中村一郎。在赛前亮相登场时，李凯文高唱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”，并以抽刀劈砍动作向中村示威，结果在第二天的比赛中，自己的头被对手中村打成异形，并败北。我以为，李凯文被称“爱国拳手”，但李凯文的爱国噱头以及为他欢呼鼓掌的那些中国人，既与体育精神无关，也与爱国精神无关……
用伯苓先生的话说，这是暴嚣之举，可噱亦可痛者——1931年9月20日，九一八事变爆发后，伯苓先生召集南开大学全体同学训话。他说：言救国者，每每轻举妄动，意气嚣张。例如排货运动，由来十年，几乎无年无之。而当今国难再起，又依然以排货相号召，是诚可噱亦可痛者也。……兹在为我同学一述此后应处之态度，以指示诸君烟雾中之迷径：（1）将问题观察透彻，认识清楚，沉着精进，从事准备工作，不为扩大暴嚣之举，以授人口实。（2）不贴标语、发传单及作其他无谓之举。（3）将此事件之印象与对此事件之感想铭诸心坎，以为一生言行之本，抱永志不忘，至死不腐之志。“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”，“亡羊而补牢，未为迟也”。
展开剩余78%就在这次训话中，他还说：“余望国人万事求己，切忌倚人为助。天下之强者，自重自强之民族也。”这里的“求己”，即“求诸己”，即“自省，反思”，孟子说：“仁者如射，射者正己而后发。发而不中，不怨胜己者，反求诸己而已矣。”事实上，伯苓先生曾多次以射箭为例，说明反思的必要。
伯苓先生对日本侵略所持之态度，一是坚决反抗，一是深刻反思。坚决抗战的态度与史实，从刘公岛到南开洼，从东三省到东北地理教本，从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到南开大学被炸，从抗战伊始的决不屈服、坚信必胜到抗战胜利后南开没有出一个汉奸……相信不用我多说，但伯苓先生的深刻反思则因常常蕴含在史实背后而容易被忽略。
例如，伯苓先生在刘公岛目睹“国帜三易”之后，毅然投身教育，这就不仅仅是一个爱国励志故事，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反思——我们的“人”不行！
九十年前的昨天，即1935年9月17日，伯苓先生在南开大学始业式的演讲中发出“爱国三问”。这个“爱国三问”并不是我问你答，或是你问我答，实际上，伯苓先生是让我们自问的——请听，他是这样说的：“我给你们想几句话：你是……”而且，就在发出“爱国三问”之前几分钟，伯苓先生还提出了一个“三思”，他说：从自己起，每天想三回——“我真爱国吗？我自己对公家有好处吗？我自己对公家有害处吗？”这是典型的“吾日三省吾身”。
在同一天的演讲中，伯苓先生还“提议组织一个会，专写匿名信。匿名信本是骂人的，我们以为一骂他，他就可以做点好事，其实，他更不做好事。所以要写捧人的匿名信。”为什么“捧人匿名信”会有促进坏人做好事的效果呢，因为反向作用会引发反思。
还有一个例子，更能说明伯苓先生的反省思维。日本著名记者松本重治在他的回忆录《上海年代》中记载，1933年5月，他从天津去北京。得知二等车厢里挤满了中国人，于是买一等车厢的票。登上车后，发现一等车厢几乎是空无一人，只有两三名日本军官和几个像是来满洲淘金的形容异样的日本人。不知旁边的二等车是何模样，我怀着好奇，向二等车厢走去。突然，我发现在二等车厢的旅客中，坐着南开大学的张伯苓校长。……我这样的人坐一等车厢，而堪称当代一流人物的张先生却只能坐二等车厢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一时间，我竟语塞。我道歉说：“日本军如此为非作歹，给南开大学和其他地方带来了许多麻烦，实在是太对不起了。”张先生用威严的眼神看着我的脸，说道：“不，责任在中国人这边。”我完全没有预料到张先生会说出如此出人意料的话来。这话到底是何意思，一时之间我无从领会。虽说有啰唆之嫌，但我还是立即问道：“张先生，果真如此吗？”张先生又肯定地重复了一遍说：“我相信是这样的。”虽然我还想继续追问下去，但是考虑到不是说这事的场合，所以说了句：“祝您身体健康。”便起身告辞回一等车厢去了。对于张先生所说的“责任在中国人这边”这句话，我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。他到底说的是一般中国人呢，还是具体地指最近与天津的骚乱有直接关系的中国人，即那些为金钱所驱使，而受日方唆使进行反蒋行动的一部分杂牌军呢？不管怎样，张先生的话，至今还清楚地留在我的耳畔。也许，他这话是“责人必先自责”的意思吧。我对张先生的敬意又更深了一层。
有意思的是，在同一本书中，通过松本重治的记载我们看到了鲁迅的答案——1936年10月17日（鲁迅去世前两天），当天傍晚，上海的内山书店里鲁迅先生和他的朋友——日本医生奥田杏花先生就日中谈判进行了下面一段问答。
“鲁迅先生，您认为日中关系究竟怎样才会趋于平稳？
“渐渐恶化，发生大的骚动。”
“您认为会渐渐恶化的根据是什么？”
“我以为，世上存在着强者和弱者两类人。这两者怎么也不会成为好朋友，动不动就会吵架。因此，只要弱者不变强，吵架就不会停止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中国的军备不如日本强的话，无法实现日中亲善或协调。势力相等的两方即使吵架，不过是受点伤而已。这很没意思，于是乎就亲善。”鲁迅这样答道，然后点燃了最喜欢的香烟，深深地吸了一口。”
可见，鲁迅与张伯苓一样，都是善于反思的智者。鲁迅曾说过：“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，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。”张伯苓特别爱提问，从奥运三问到爱国三问，其间又几乎数不清的设问，大多是反问，也就是反思、自省。
早在1916年11月1日，伯苓先生以“爱国”为题，在修身班演讲，他说：“少年人因抱爱国之热诚，见国家一切腐败之事即怨恨之。夫既爱之，又何恨之？即他人有不爱国者，惟可设法感动之，断不可遽尔怨恨，往招反抗也。……又有因爱己国而怨他国者，试思，但以一点之恨力又何补于弱？且遍观古今中外，无有以弱国而辱强国者。惟应自强不息，发扬爱国之精神，自可无虞。”
我想，这就是一个伟大爱国者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启示。前两天看电影《南京照相馆》前三配资平台，最后一幕是八个字：“铭记历史，吾辈自强。”历史是什么？历史是镜鉴，而镜鉴是反思自省的象征。所以，只有当“铭记历史”是一个反思自省的过程，自强，才会实现，强，才会成为现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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